第八日 The 8th Day - 7

序号:7

项目&研究课题:巫术说第一季

 

时间: 2012.9.29 下午14:00-18:00

 

参与人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黄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副研究员刘国鹏;及艺术家

地点:悦美术馆(798艺术区)

 

内容摘要: 黄剑波老师主讲“日常生活与神圣性”;刘国鹏老师针对“中世纪宗教与巫术的关系”演讲;主讲人互相提问对谈;二位嘉宾同艺术家自由讨论

主讲人:黄剑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儒雅的人类学家,关注宗教和民间信仰。文化人类学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并到香港中文大学、Notre Dame 大学、Baylor 大学等学术机构访问研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宗教人类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社会边缘群体、基督教文化、民间信仰等。出书若干,译著多部。

主讲人:刘国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副研究员
哲学博士,现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曾赴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于2008 年前往法国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从事研究。译著多部,专著如《地中海的婚房》、《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学术文章如《近代自由主义的胚胎史》、《“全球伦理”的现实性及其争议》、《从后现代多元文化景观看孔汉思的普世神学》等。

巫术说之人类学:黄剑波老师的主要内容:日常生活与神圣性;"后宗教"时代的赛先生,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商品与消费文化。后基督教时代,宗教的衰退,让人想起1915 年以后,到1920 年的中国社会。
两个运动:反宗教运动,反基督教运动,是祛魅的过程,认为宗教感越少越理性,越文明。

刘国鹏老师,来自中国最全面的宗教研究机构。他在演讲中提到中世纪宗教改革的灭巫运动,宗教禁忌,前基督教。

对话:宗教人类学和宗教神学,信仰之内,信仰之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社会组织,宗教学是特指研究宗教。所以研究人员可以有信仰,可以参加禅修。

内容提要:
人类历史上诞生过各式各样的“巫术”,现在看,它们远远不是宗教迷信那么简单。化学、心理学、宗教……何尝不是新版“巫术”,归根结底是人类想改变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巫术说”第一场,我们打算从人类自己入手。
宗教信仰的产生,源自我们想要解释世界的运转逻辑的诉求。但时代前进,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加上人和人的集体活动的形式被不断改写,宗教这样一种膜拜仪式的形式和内容也有所转变。它们与时俱进、保持鲜活。人类学家和神学家将为我们解读这古老的人类议题。

讲师推荐读物: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葛兰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宗教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特朗普:《宗教起源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日常生活与神圣性

 

黄剑波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在座各位是艺术家,我不懂艺术,那我到底来和各位聊什么话题呢?这个讲座系列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的相遇,本次的题目是“巫术说”。我们就沿着“巫术”这个词说下去。

我所要谈的话题是关于日常生活与神圣性。很多时候一讲到神圣、巫术,或者说宗教的话,就觉得这一定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比如说教堂或寺庙,当然,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习惯的是土地庙之类的地方。好像在一些特别的场合,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需要一些特别的仪式,或者是礼拜的方式,例如穆斯林需要去清真寺。总之,你会发现我们一想到神圣性,或者宗教,或者信仰,想到这些概念和词汇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与一个场所,把它与一些特定的仪式,把它与尤其是宗教的专门人士(所谓的宗教专门人士就是,比如说牧师,比如说所谓的巫婆神汉,或者是萨满,或者对穆斯林来说就是阿訇)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各位交流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信仰,所谓的宗教,所谓的神圣性,很多时候是落实在日常生活里边的,或者说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它其实已经内化,或者说日常生活中已经包含了一些有关神圣性的想象,至少是一些想象,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反映。

 

“后宗教”时代的宗教

我想看到这幅图片的时候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也许其中有些不太熟悉,总之用这样一幅图给大家看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现象。接下来我会问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些通常的看法以及观点的一些质疑。这些质疑,我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不是对的,而是说,真的是这样吗?我是说,或许这些观点本来可能是对的,但当我们把一种提法或者一种说法当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把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加一个问号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有一些新的看点。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后宗教时代,这是一个现在很多谈论的问题,尤其是在针对欧美社会的时候。当然他们所谈论的大多后宗教时代,主要是去基督教时代,也就是说,整个欧洲的传统从过去的基督教天主教一统天下到现在至少是正统的、正规的、主流的基督教形态是在衰落,可以看到现在欧洲的一些教堂,很漂亮很大,里面要么是改成停车场,要么就改成穆斯林的清真寺了,因为现在欧洲有穆斯林大量进入。这些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这种欧洲的所谓宗教的衰退过程,甚至也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我们所知道的1919年以后的中国。

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所追求的两大东西,第一个是赛先生,就是所谓的科学,第二个是德先生,今天我们暂且不谈。当我们在追求赛先生的时候,如果了解中国1919年到1920的历史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两个相关的运动,第一个是反宗教运动,第二个是反基督教运动。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或者是在随后一二十年,知识界里面有两个反宗教的运动,一个是专门反对基督教的,因为当时有一个事情是世界督教青年协会要在北京开一个世界性的大会,而这一下子就激起了一些知识界人士的反感,他们说我们是要赛先生,我们是要科学,我们是要启蒙,我们是要理性,但是你们却给我们带来的是基督教,这个我们不要。这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包括在现代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对于“科学”的强调,这个诉求到一定地步就是我们已经自认为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宗教时代。接下来谈到的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商品与消费文化,大家能更容易地体会到所谓理性的时代、工业化的时代,是一种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神圣的时代,按照韦伯的说法就是祛魅的过程。

我们以为宗教越少,或者说宗教性、宗教感越少,那意味着我们就越理性,我们就越科学,我们就越先进,因此我们就更进步,当然呢,还有一个形容词是我们就越文明。我并不是反现代文明的,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而是说我们拥有这些的时候,却把另一些东西给掩盖掉,或者说忽略掉了,这就是所谓的“祛魅理性主义”。这包括对赛先生的追求,包括尼采说上帝死了。当然,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是说上帝真的死了,他是说我们不需要上帝了,因为人类已经成长成熟到一定地步,我们不需要上帝,是说对我们来说上帝死了。

提到韦伯的祛魅,接着需要提到韦伯的一个学生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后面我们还会好几次地提及这个人。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本来是韦伯的学生,现在已经快九十岁了,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任社会学教授。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写过几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神圣的帷幕 》(the Sacred Canopy),另外一本相关的书叫做《天使的传言》。这这几本书确立了彼得·伯格在整个的社会学界,尤其是在宗教社会学界的权威的地位。以至于说很多人认为,在1960年代到90年代他自己“背叛”自己之前,他是宗教世俗化理论的旗手或代表性人物。也就是说,彼得伯格在他的这本书里面及其他相关的书里面提到,过去那个神圣的帷幕现在没有了,也就是说宗教以前对社会的那种全方位的占据,现在已经不再有了。所以,他所讲的神圣的帷幕其实是韦伯的祛魅过程的一个理论延续。

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两组词。第一组就是所谓的世俗,secular,不过,当我提到secular的时候我很想把其他相关的四个词都提出来,因为在中文里面我们很难对这四个词做区别,说实在的在英文里面作区别其实也比较困难,secular, secularity、 secularism和secularization。由于彼得·伯格这一批人在讲宗教世俗化的理论方面那么强,在60年代到90年代三十年中一直是主导性的理论范式,世俗化的意思,就是说社会从原来的宗教性比较高到宗教性比较低,从理性化程度比较低到理性化程度比较高,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态势,我们把它叫世俗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动名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说,这里有些时候需要把它和secularism(世俗主义)做一个分别,也就是说世俗化不等于世俗主义。secular和secularity这两个词则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与它对应的一个词就是所谓的神圣,神圣这个词我们比较少用,我们常用的是宗教、迷信、信仰这些词。不过,与secular对应的是sacred,或者说secularity,即是神圣或者神圣性。谈到这里,向各位推荐两本书,第一本是Charles Taylor的,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哲学家,他在2007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做a Secular Age,这本书一出来马上获得了当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奖——Templeton Prize,这是在宗教研究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第二本书是阿萨德(Talal Asad)的The Formation of Secular,这是他2003年的一本书,非常值得读,但是老实说这两本书都非常难读。

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彼得·伯格一直都是世俗化理论的旗手或者是代表人物,但是我们看到在最近二十年,世俗化理论已经在至少是在西方的学术界当中,或者说近十年的中国学术界,都在越来越多地反思和试图超越世俗化理论。首先是彼得·伯格自己,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地来批判自己,所以他被别人说是“背叛”了自己。我们知道彼得·伯格这个时候已经年龄比较大了,大概六七十岁的时候吧,功成名就之时他却能公开的承认说我过去的观点是错的。结果他和另外一批人,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新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杜维明,他们几个人一起合著了一本书,在1999年的时候英文出版了《世界的非世俗化》。这本书一出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要记得我们说彼得伯格本来是世俗化理论的主要的旗手,经过三四十年以后他自己提出来一个理论叫做de-secularization,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去世俗化”,但2005年这本书的中译本把它翻译成“非世俗化”。其实这两个词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就不细谈了。一般认为这其实代表了一种新世俗化理论,也就是说虽然它是所谓的去世俗化或者非世俗化,但是他的去世俗是在原来的那个理论架构之上,只是做了一些修正。

特别值得提到的一个人叫斯塔克(Rodney Stark),他从19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三十年是整个美国宗教社会学界所谓新范式的代言人。这个新范式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世俗化理论还有一定的解释力的话,可能只是针对欧洲有一定解释力,就是说宗教在欧洲确实是在衰退而世俗的表现越来越强,但在美国恰好是相反的,或者如果不是说相反的话,世俗化理论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美国这么的先进,这么的强大,这么的“文明”,可是宗教性却很强,包括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美国的宗教性的比例仍然非常的高。这当然有不同的数据,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斯塔克这么一批人,他们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宗教的变迁,所以他的研究被称作religious market theory,宗教市场理论,也就是说他把宗教组织作为各种宗教产品的提供者,而把宗教信徒或者是可能的信徒作为消费者,然后这里就存在消费者、生产者或者提供者以及市场。当然在他的解释模型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就是,需要有一个市场的管理者,那就是政府的决策。这个理论也被称作叫rational choice,即是理性选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经济学的基本的理论。他的一本书《信仰的法则》(Acts of Faith),是2004年的时候被翻译过来的,这本书一翻译过来就引起了中国做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人的极大关注,甚至人民大学宗教系的魏德东老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宗教研究的哥白尼革命》,可以看出把这个理论抬得非常的高,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事情。无论如何,它确实与之前的世俗化理论相比是非常不同的理论范式。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则是在欧洲,他们越来越多的用所谓多样性的现代性来试图解释这个问题,有一篇很不错的文章2008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叫《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在这篇文章中基本上可以看到在世俗化理论之后,我们现在关于宗教变迁的几个比较主流的看法。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所谓宗教信仰和神圣信仰,就是所谓的sacred和sacrality的相关和区别。在这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个美国学者叫德默拉斯,他在一篇重要的讲话里面谈到这个概念,the religious vs. the sacred,就是宗教或者宗教信仰的与神圣的和神圣性的做一个区别。他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宗教衰落实际上是对的,从现象上来讲,因为它衰落的实际上是宗教,是与超自然力量与组织化形式相关的信仰。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到,这里所讲的,第一是超自然的力量,第二是组织化的形式,而神圣信仰经受住考验继续繁衍生息。不过,要注意,他说这些信仰发生了一些转型并融入了当代的社会环境。而且,他还认为正是那些可以归类为神圣信仰的无形的、民间的、隐形的信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增长的态势,但是它们已经不是实体论或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世俗生活的超脱,包括了自我实现、自我表达和个体自由。简单来说,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除了在美国之外),还有在中国也越来越多看到的现象,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就是说我信某个东西,但我不归属于某个组织;就是我个人可能有基督徒的信仰,但是我不参加教会;或者说我有佛教的一些概念,或者我也偶尔去参加一些佛教的活动,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因此,他特别地强调个人的信仰和组织的归属之间的分离。当然还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些例子就是,对于所谓心灵的,inner-peace,内在平安的关注。这些信仰方式用源于印度的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比如说瑜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信仰形式更多的是关注我的身和心,当然有可能还包括灵,至少是身和心,我的身体和我的情感能够安静下来、能够舒适。

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换,就是从“我是”转成“我做”。在欧美的语境中,基督徒在表述自己的信仰状况时越来越多使用“我在实践(I am practicing)基督教(的某个教派)”,而不是之前更多使用的“我是(I am)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我是”是一种身份归属,而我在实践中有强烈的行动者主体意识,既然是“我做”就可以有“我不做”,就可以是我做这些不是我做那些,这当中就可以看到“选择”变成很重要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如果在欧洲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每一个人的信徒身份或者你的宗教身份是预先给你设定的,换句话说,你一生下来,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是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那你就是,你是没得选择的,而现在他越来越强调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我要选择做还是我要选择不做,而且我是要选择做这些还是要选择做那些。很多的研究者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宗教信徒在面对宗教的时候就越来越像消费者,他可以选择,这个庙香火比较好,我去拜一下,这个教堂好像这个牧师讲道不怎么样,他就不去,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他有更多的主体的选择性在里面。这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广告——“我选择,我喜欢”。有一个白酒的广告,演员叫高明,大家应该知道吧,不太熟啊?我很少看电视,但我知道他,一个比较老的演员高明,他帮一个白酒企业做了一个广告,说“我的选择,高明的选择”。

 

无神论中国的信仰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后宗教时代的,第二个需要问的则是,中国社会是无神论的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被教育,至少在1949年以后我们常常被设定的或者被告知的一个事实,但是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历次全国范围的宗教调查都表明说这个表述至少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一般来说,在我们谈到中国的宗教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样一组词或者一组对应的词来表述,“highly spiritual, lowly religious”。也就是说,我们的宗教表达看起来是比较低的,因为根据官方的数字一般认为我国中国的信徒不到两个亿,注意啊,两个亿,但我们总人口是十四,两个亿的宗教信徒总的来讲还是少数。但所有的大型调查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广义上的宗教参与或者实践者的数字远远大于两个亿,这两个数字形成了极大差距和反差,所以一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是lowly religious,但是是highly spiritual。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当然,一个方面是我们认为宗教相对于科学和理性来说是蒙昧或者说不那么“好的”,发生在你受到的教育不够的情况之下。我们通常在谈到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时候,首先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读过几年书,第二个问题是你遇到过什么问题,要么就是感情问题,要么就是家里某个人生病了,或者说出现了life crisis,生命或生活中的一些危急性的时刻,然后才会促使他去信仰。总之是因为有某方面的问题,所以有宗教信仰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有问题,要么是intellectual,就是思考的大脑的,要么是emotional,有可能是social,当然一般还不会说是physical,不会说你真的是有毛病。

在做萨满教研究的时候,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在乡间,这些所谓巫婆和神汉的多数是有某些残疾的人,多数啊,我不能说是全部,所以以致于会出现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情况,就是“弱者的宗教优势”。就是说一个瞎子经常会来做算命的,因为我们假设这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一个瞎子他更能看清楚你的真实,我们的眼睛反倒阻挡了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你。更进一步地说,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在2007年做的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他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在调查样本的回答中,只有15%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有31.4%的人声称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也就是说至少中国是无神论的这种说法也是值得我们去打个问号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挑一两个宗教信仰的复兴或者是热潮,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社会其实不是那么无神论的,或者至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无神论的。

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这里的基督教指的是基督宗教里的新教,在中国我们称为基督教,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把他称为Protestantism,就是所谓的新教。1949年,那时候全国只有七十万,最多是八十万,我们再说多一点就说一百万吧,一百万的新教徒。经过了十年文革,那时候基本上是在高压的政治环境里面,而且说是要打到一切的牛鬼蛇神,在座多数都是年轻人,所以我想稍微的做一下补充介绍,这个很重要。当时不只是基督教,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旧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被革命的,都是需要被清除的,以致于在1968还是1969年的时候,当时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做出一个公开的宣告,说基督教已经被我们打入历史的垃圾堆了。我们知道事实正好是相反的,就是她被打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因为我们看到1978、1979年,当中国社会重新开放的时候,在经过了几十年高压的残酷的打压之后,基督徒从1949年的七十万增长到了1980年的两百多万。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是让很多人惊讶,以至于整个1980年到1990年很多的人,包括政府、学界或者做传媒的都意识到这个事情,甚至可以把这叫做“基督教热”。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了要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人民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发布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是目前为止中国中央政府唯一的一个权威的向世界发布的这样一个关于宗教徒的数字,其中一个是关于基督教的。白皮书上说到1996年为止全国的基督教徒人数是一千万,当然他说的数字是大约一千万,注意啊,1949年我们刚刚说最多一百万,到1996年变成一千万。2010年,社科院宗教所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大调查,最后他们的结论说中国的基督徒大概是两千三百零五万,当然这是估计数字,没人知道具体的数字。这里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数字后面还跑出一个零头来了,2305万,对这个有兴趣的可以以后再去问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其实民间流传的数字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这是官方数据,一般民间的数字高到一个地步,我估计在座的很多人会吓一跳,说中国的基督徒要超过一个亿。当然这个数据可能超高了,学者一般认为可能有六千万到七千万,或者说得更宽一点有五千万到八千万的之间。不管怎么说,社科院宗教所的所长曾经被质疑说那个数据太少了,因为其他的好几个调查都认为基督徒人数有三千到四千万。那位所长的回答我认为是非常的巧妙,也非常智慧,他说,我们并没有说只有两千三百零五万,而是说至少有两千三百零五万。

对我们来说更熟悉的是佛教的复兴,或者说佛教在过去一些年的快速复兴。刚才已经提到,在1966到1976年所有的宗教都是不行的,都是被打压的。但是到1980年代以后,佛教的复兴很令人关注。这里说的是大众佛教,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其实这种例子大家还可以看到很多。我待会儿会稍微多一点介绍这个大悲寺,就是“苦修式佛教”,这可以说在民众里面,或者说普通民众里面更加享有地位、更被人推崇。还有两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人间佛教”,一个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大家都知道,比如去西藏啊,我们前一段时间还跑去了贡嘎是吧,去贡嘎的寺里面和这些喇嘛们交流。藏传佛教很有意思,现在在汉人当中也非常的受欢迎,你不信的话你去雍和宫看一看,每一天都是人山人海,当然很多都是旅游去的,但是这就是我想说的,这是大众佛教的一种表现,就是被民间所广为接受。不过,现在如果去藏传佛教的一些寺庙里面,比如说在四川的色达,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面大概有几千个喇嘛,而其中相当一些人是从东部省区,包括北京上海去的,是汉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他们却到那里去做喇嘛去了。我们也可能听到一些不同的消息,尤其是一些小道消息说我们的一些商人、官员,甚至还有一些明星,他们去找大师,去拜师傅,这是很多的。人间佛教是受尤其是台湾的佛光山的影响,就是星云大师,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杂志说星云大师很厉害?我想其他的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但对大悲寺能去了解的机会反倒少一些。大悲寺的出家人他们有行脚的传统,所谓行脚是一种苦修的方式,真的是要行脚,是要走路的,是不可以坐车的,背着自己的东西就走在这种乡间的路上,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吃饭,坐在一起,非常的有气势是吧。就看这几张图片吧,其实多得不得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大悲寺,可以说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在这里就不谈其他的了,比如说伊斯兰教、天主教,也不谈作为正规宗教的道教,接下来想要更多的谈到一般来说过去叫做民间宗教,或者说民俗宗教,或者说在八十年代以前被称作叫迷信的那些表现形式。这里我们会提到从迷信到现在我们称之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把他简称为“非遗”。这就很多了,宗族的复兴,祭祖的仪式,然后算命、风水、最后谈到傩。傩是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是唱戏,是一种戴着面具的唱戏,但是里面是宗教性的,或者说是至少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这些的东西可以说非常广泛,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宗教,或者说,又回到社科院宗教所一位学者前几年写的一篇文章,想要把这一类的民间信仰整体打包称为“中华教”。有没有听过?这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努力。这些形式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各种的罗盘,烧香,最下面的那个是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拍到的一个图片,这是在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在城市中的土地庙。

所以,我们真的是唯物主义的吗?我第一句话说得可能有点武断或者是有点儿过分——“除了‘主义’,我们从来就没有唯物过!”也许我应该加几个字——“除了‘主义’,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唯物’过”。因为,下面的话可能也是比较伤人的,1919年以来我们不仅缺“德”,德先生的“德”,就算在追求赛先生(science)的路上收获的却是赛小姐(scientism),而不是science或者scientific。

这张图片有意思吧?你会发现,革命会呈现出一种信仰的模式来,我们看这一张尤其是后面那一张里面,你注意看主席相的时候,会看到有光芒对吧。这在那个时代经常出现,主席像章,也是这种样式的,而且像有光环一样的。我想说得是,中国古代提到神明的时候一定要在他的头上画一个光圈,表明这是一个神明。

再看这张图片上面写的,解放军烈士,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否认解放军烈士在过去所做的贡献,而是要看到他在民间被转化为神明的形式。大家在坐出租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少出租车司机会在里面挂一个毛主席的相,当然有些可能是周恩来。我的一个朋友在华北做调查,他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庙会当中会有各种地方神明,这个大家可能看到过,没看到过可以去看看,特有意思,其中有一个地方供的是毛泽东。最有意思的是,和毛泽东雕像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的雕像,大家猜一猜是谁?女的,杨开慧,我那个朋友就问为什么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当地人回答特别有意思,因为杨开慧是原配。这就是我们说的“革命的信仰与信仰的革命”,这个革命都是打着引号的,或者说前面那个信仰是打引号的。这是台湾的Q版妈祖,特别可爱,这就是信仰的革命,就是被转化,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创造性的形式出现。

这个是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的神明形象,但这个就会很有意思,我特别加一个标题叫做“新瓶旧酒”或者说“旧瓶新酒”,你看看,知道这是在说谁吗?看得出来吗?这是圣母像,天主教的圣母像,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采用的表达方式是非常中国式的,所以我把他称作“新瓶旧酒”或者“旧瓶新酒”,就看你怎么去解释它了。

 

神圣信仰的生活意义

其实谈这些现象,最后是想谈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些神圣信仰或者笼统地来说宗教信仰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在帮助我们或者说它在试图帮助我们,或者说我们让这些信仰来帮助我们“如何生活”。在如何生活这个层次有两个相关的领域,第一个是趋利避害,比如过去出门做生意的话都要先算一卦对吧,比如哪天出门,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怎么样,但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回到家过年的话必须选一天出门,总之会有一个说法。还有就是哪一天是否干什么,包括我们城市人,现在都已经相当的“文明”了,高度教育以后,但我们结婚还是要选日子,也不是随便一天的。当然了,我们现在也为了便利选周末,但也不是每一个周末都可以,我们会认为双周末比较好,因为成双成对啊。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周末,如果这个周末比如说是八或者十或者是六啊,这样的日子结婚真的多,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结婚的。

在趋利避害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普遍性的祈福消灾的想法。我想你会把这幅图片叫鬼画桃符对吧?反正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就是各种的符咒。可能你也会认为这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很多东西其实离我们很近,我甚至可以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在做,在实践。比如说,在座各位有没有人经常性的,我不是说偶尔一次性的,而是经常性地去关注自己的星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民间信仰,为什么特别用“所谓”这个说法,因为我们无法用一个更好的词来描述它,已经有不同的说法,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或者大众宗教。

很多的西方学者当他们提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不会把佛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因为它本身确实也不是,而是外来的,后来它本土化了,他们甚至不会太多地去关注正式的道教。他们会关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民间大量存在的这些信仰,其中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的时候把这些视作“中国宗教”。我刚刚提到一位研究者试图把它归结为“中华教”,当然我想他有一定的道理,尽管我个人是不同意的。他说本来不存在印度教,而是印度众多的神灵在面对西方基督教需要做一个分类来对抗基督教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印度教,这个倒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第一个意义是,宗教信仰帮助我们或者有可能帮助我们来生活,来引导我们,哪天该做什么,哪天不该做什么。我会提到一个例子,包括我们房子的朝向问题。最近我弟弟买了一套房子,结果我母亲就偷偷地找了一个人来看一看,要看这个风水和他的八字合不合,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就是说这些信仰对生活的指导或者至少是一种影响。

神圣信仰在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是试图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甚至是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苦难和痛苦的问题。我刚刚提到为什么我们一提到宗教信徒的时候常常就与有问题关联起来,其实这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多数人,或者说很多的人,不能说多数啊,因为一说数据就会有很多的争议,我只能说当很多的人转向一种宗教或者转向一种超自然的方式,的确是因为生活里面出现了某种危机,尤其是一些苦难或者痛苦的问题,要么在理性上没法解释,要么在感情上没法接受。

在这里,我简要介绍一位人类学家,格尔茨,他有两本书非常重要,现在都译成中文了,第一本叫《文化的解释》,第二本叫《地方性知识》。在第一本书里面有一篇重要文章《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是讲他对宗教的理解。这篇文章一方面对宗教提出了一种新的界定,更有意思的是他特别讨论的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宗教有其真实性,如果你不愿意用真实性也可以打个引号,宗教的真实性就在于说对于信徒来讲宗教世界的真实性要比我们这个世界更真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宗教性的解释里面,这个世界当中没法解释的东西变得可以解释了,没法理解的东西可以被理解了,没法接受的东西可以被接受了。以基督徒为例,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会说受苦是在和基督一起受苦,因此这个苦难本身就有了神圣性,这个苦难本身就具有了超越性,所以不仅仅是受苦这么简单,这个苦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有好处而且是有意义的。

可能我们更少思考的是意义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宗教信仰其实在帮助我们处理的一个问题,告诉我们我是谁,以及我们是谁。什么意思呢?以中国的民间信仰为例,中国的民间信仰很多是比如祭祖,就是崇拜祖先与祖庙,与这一类的事情相关。你会说我没有做过这些,但是这里面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什么呢,是敬天法祖、慎终追远。所以,你才能理解我们会那么地在意葬礼,因为葬礼是所有的人生礼仪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我们更关心的是婚礼,但是在人生当中其实葬礼被看成是更重要的。这幅图如果我们去南方经常会看到的,这是一个家族的祠堂,匾额上写着“温府千岁”,这家姓温。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宇宙观。我特别愿意用“所谓的”,因为人类学家讲宇宙观,很多人会以为我们在讲天文学,不是这个意思啊,宇宙观其实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人和自然界、和其他的人是怎么相关的,这就是宇宙观。“我在世界之中和世界之中的我”,这是说我在世界中并不是单个的存在,尽管我们时常叹息感到孤单。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些无论是去祭祖的方式,还是我们和我们的同辈同族去参加某种仪式的方式,是要给我们一个确认:我们和这些人是有关系的,我们不仅和活着的人有关系,我们还和过去死了的人有关系。我们通过无论是算命的方式还是通过占星的方式,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我们和这个自然界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透过和自然界发生关系,反过来这些关系也会影响我们,待会我还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因此人的世界会对周围带来影响,同时周围的世界也会影响人的生活,比如我们会了解到四时,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绝对不是指五种元素,而是指五种运行要素,而不仅仅是元素。当然还有天相。这幅图大家看着是不是就会觉得好玩一点,很多看起来很神秘的符号,也就是看看而已。这个就显得更加的复杂和科学了,顺便说一下我也不懂这个,你不要待会问我说帮我算一卦。

因此,人是试图通过,或者说“操纵”周围的世界来达成对自己生活现状及走向的认识和改善,无论是算命,还是上香,甚至行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行善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因为免得下辈子轮回的时候轮回到一个更差的地步。为什么我们要算命或者抽签?其实就是为了趋利避害、祈福消灾。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试图通过操纵外部世界来达成对别人的伤害,或者去除或是抵挡别人所带来的伤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巫术。这个部分真的是巫术,可能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见得太多了。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甄嬛传》这类的电视?你不看《甄嬛传》这些的话你会看《红楼梦》吧,《红楼梦》里面不是也有一些比如扎小人,这些其实也可以归类到巫术甚至是黑巫术里面,就是她试图通过对一个物品的伤害达到对人的物理性的伤害。

又回到这个老头儿了,就我刚刚说的彼得·伯格,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老人家,我特别喜欢他不仅仅是因为他书写的好,我特别喜欢他也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功成名就的时候还敢于否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他在《神圣的帷幕》里谈到了这个话题,即社会的“(可能)真实性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我为什么说在这里加一个括号呢?好像高老师把它翻译成合理性结构,但是我看这个词,我越加揣摩越觉得他讲的plausibility不是在讲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可能真实”。当然伯格讲的是社会结构,我在这里引伸一下,宗教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至少可能真实的结构。在论证上帝的存在的说法中有一个赌博论,大家听过吧?就是说假设真的有看过上帝,那你信吗,信就有这个好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说法是假的,好像你也没有失去什么,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你又不信的话,这个后果就严重了,所以这个叫赌博论。这虽然是很简单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是很粗糙的表达,其实中国人更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无论风水还是算命,现在都非常流行。最近有南方周刊等好几个刊物,好几个杂志都做了专题的报告,特别提到说很多官员和商人经常去咨询这些风水师。其中有一个牛人,我记不住他的名字,好像是新加坡的,好像叫彭大师。他的风水店好像在英国还是哪里上市了,很有创意啊。

简单总结一下,上面谈到的这些可以说是拉拉杂杂的,其实最后我是想要说,日常生活与神圣性这个话题。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展开已经内化了一些神圣性和超越性的内容。我再次强调,可能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也并不觉得我们是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这些宗教性的原则已经内化在我们的生活中。

第二,神圣或神圣性并不一定只在于宗教场所、宗教组织、宗教专门人士那里,而更多的是“弥散”于普通人的生活里。“弥散”是借用了我们的一个前辈叫杨庆堃的说法。待会我还会提到他,他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宗教是一种弥散性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而不是制度性的。神圣或神圣性对于我们来说,是用来组织和安排生活,应对和回应生活,并且解释和理解生活。这是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写的一本书,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本书特别值得一看,如果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宗教的话。第二本书,这个人是一个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这本书写的很早,中文名称叫做《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不能说最好的,但是我最喜欢的关于普通中国人信仰的一段描述,非常经典,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我自己觉得还没有人可以超过这本书。

最后推荐阅读几本书。这本书今年刚刚翻译出来,叫做《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所谓的后宗教时代,无神论中国或者说唯物主义等这些话题。这里我只引用几句书中的话,尝尝味道:“要想化解现代性危机,必须首先理解现代性是如何起源的,现代性并非如传统看法所说是用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而是源于提出一种新的融贯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一系列尝试。”这本书的作者吉莱斯皮是杜克大学哲学和政治学教授,英文版是2008年出的,现在译成中文,译文也非常棒,高度推荐各位去读。他自己在序言中是这么说的,在提到宗教关系的时候,他说:“现代性这种对宗教的反对并不能证明现代性的核心也是反宗教的,认为现代性就其起源和核心而言是无神论的、反宗教的甚至是不可知论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试图支持和发展一种关于宗教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新的看法,它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宗教的敌视,而是为了维持某些宗教信念。现代性更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努力,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本性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神学回答。”这段话非常精彩。

与这本书有关的是1989年和1986年出的这两本书,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Amos Funkenstein, The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17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这两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我有后面这一本但也就读了第一章,你们如果谁有兴趣,我们可以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我先和各位分享到这里,谢谢。

 

(由朱天谱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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